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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观点告诉你一个全新的秦王朝!

更新时间:2011-03-31 09:35 互动:大秦王朝 点击次数:

  商鞅变法的真实历史作用


  显王三年(前三六六年)


  秦败魏师、韩师于洛阳。


  五年(前三64年)


  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王赐以黼黻之服。


  七年(前三六二年)


  秦、魏战于少梁,魏师败绩;获魏公孙痤。〔师大崩曰败绩。)


  ---------资治通鉴。周记三


  很多人认为,商鞅变法让秦国由弱变强。如果我们看了上面的历史记载。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献公时期, 秦就未逢败绩,几万几万的消灭当时最强的魏国军队,甚至还歼灭了魏和其他国家的联军,这些当时所有各国最好的战绩,让周天子也表示了震惊。比那个时候首都都被魏国攻下的赵韩(也是七雄之一)强太多了。可以说,秦在献公时期已经是最强国。要知道,当时的魏国还没有遭到马陵和桂陵之战的削弱。实际上,只有在最强国的最强将军--吴起的时候,魏国才能击败秦,占领几个城池。所以,秦在商鞅变法之前,根本不象我们认为的那样很弱小,反而是个军事强国。之所以当时魏被看作最强国,是因为秦风俗象蛮族,人民贫穷,文化落后,所以根本没有被计算在文明之内。


  为什么秦在战国初期突然强大起来了呢?因为战国时期的作战方式和春秋不同,春秋时期作战,决定胜负的主要是少数贵族驾驶马拉战车进行的决斗,普通农民在战争中只起很小的辅助性作用,这些农民基本上连金属武器都没有。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战争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战车作用大大下降,已经配备了金属武器的农民步兵成为了战争的主力。而风俗尚武,个人战斗力比六国人强大的多的秦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秦是在和魏国吴起军队的战斗中领略到了这种东方发展起来的新战斗方式,一旦他们把这种方式应用在自己军队中,发现自己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个无敌强国。


  秦献公时期发现自己天下无敌,所以秦孝公才要商鞅变法,因为秦国现在觉得完全有可能去掠夺东方丰富的土地和财富。它也知道会经常面临华夏国家的联合反抗,所以,自己不但要最强,而且要比几个国家加起来还强才行。商鞅变法的成功,就在于他把本来就很强大的秦国军队以最严密,最彻底的军国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民政仕伍组织就是军队的组织形式。这个很象满清把他们的强悍的军队以八旗制度严密组织起来,蒙古人把全国军队以10人队,百人队,直到万人队的方式组织。这样就有很显着的军事扩张效果。


  但是成吉思汗变法(他还制定了蒙古法令---大扎撒),努尔哈赤变法和商鞅变法都只适合于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时期,而且只适合搞军事扩张,不适合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虽然保障了满族的快速扩张,没有人觉得八旗制度是17世纪的先进制度吧?


  为什么呢?因为军事扩张的动力是来自外部的。秦的耕战政策,如果只有耕,不可能让士兵完全满意,因为无论怎么奖赏,总的来说,赏给他们的东西都不可能大过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不从事生产的官员自己要留下不少。最多给积极耕种的人少收点赋税。这样他们不会对政策有太大的积极性。


  但是战就不同了,以牺牲六国人的利益,在原来宗法制地方推广奴隶制为代价,秦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特长,砍几个头颅,就可以立刻变成一大块土地的新主人,还拥有替自己服务和耕种的私人奴隶。这种暴利很让人满意。当然,与此同时,秦与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断积累,快到爆发的程度了。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秦明显极其成功的变法无人仿效,而扩张效果远不如秦的魏国李悝,吴起变法却有不少国家跟进。大家都觉得即使学习秦,自己的士兵没有秦那样的个人蛮勇素质,战这个利益诱惑也不可能真正有多少人能拿到,也就起不到效果。所以各国都毫无争议的把秦的成功只归功于风俗,没有看作是制度的先进。比如,战国策魏策三:朱己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


  统一之后,秦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富饶的东方六国,而是蛮荒之地。匈奴的荒漠土地和南越的热带丛林都不可能让秦的士兵拥有太大兴趣,而且这些地方人口稀少,没有多少奴隶来源。所以秦的士气下降的很快。军队战斗力自然也也大不如前,这个和六国人民积累的巨大不满加在一起,秦的突然灭亡就不奇怪了。


  2:百代都行‘秦’政法


  所谓秦政法指的是什么呢?很多人把郡县制,由最高统治者决定官位升降归功于秦。其实这个是六国先实行的,而且在六国多数国家都有,可能只有楚国的世袭贵族势力比较大一些。这方面例子很多,县的设置应该已经普及。甚至中山这样狄人建立的国家行政区划也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至于郡,我记得远在战国初期的魏占领了秦的几座城以后,就设置西河郡,吴起做郡守。赵国的上党郡,代郡,燕的渔阳郡,辽东,辽西郡也是很有名的。秦统一以后设置的36个郡,一部分是秦新设,但大部分都是沿袭六国原来的建制。六国的行政区划只不过没有秦那么纯粹而已。比如齐就给孟尝君封有封地,但这样的封地和商周时期已经不同了,封地只是小部分和补充性的,而且只是把几个县的租赋固定赐给封君,往往可以收回。而后来的大多数朝代也都没有那么纯粹,大多数都有世袭的王侯爵位和领地,直到明朝都还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些领地还很强大。还有六朝的庄园制等,这些都不是秦政制所能涵盖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后代的制度更象六国中的一些国家。而郡县制的推广是战国时代已经完成了的事情,不是秦的功劳。


  秦政法中重要的仕伍保甲制也是关东六国先普遍实行的。秦的不同之处是用法令明确规定了在保甲内部实行连坐的惩罚。但这个很难称为一种历史的进步措施。在历史上的具体施行中,是否实行连坐也主要看皇帝的个人意志。


  我认为秦政法的主要特点,六国所不能代替的,是它对法家原则的彻底贯彻,有着把权力极力往最高统治者一个人手中集中的明显趋势。这个就是法家宣传的一个观点,最高统治者手中拥有的权力越多,对国家就越有利。但是这个观点在历史上秦灭亡以后,马上就被取消了。大部分时期的通常观点认为,皇帝并非神话中那么英明神武,大公无私,永远正确,对皇帝的权力是应该有一定限制和纠正的。 一直到宋朝这个观点在实践中都是起很大作用的。在这些年代,很多人甚至认为,理想的政治应该是皇帝无为而治,只起国家的象征作用,而把具体的政务交给丞相去处理。


  但是元朝以后,由于受到有浓厚蛮族色彩的蒙古统治风格的影响,制度设计中提高了皇帝的个人作用,皇帝的绝对权力也有大的增长。当然,在政治原则上,人们还是认为多多少少应该有一点限制,实际上达到秦始皇那样权力的皇帝也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停滞和落后。


  历史上起限制皇帝个人绝对权力作用的包括儒家官员,诸侯王,外戚,军阀,世族贵族等阶层,这些都是法家和秦始皇这样的皇帝所深恶痛绝的。总的来说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六国那样的专制主义国家,而不是秦那样的极端专制主义(极权)国家。当然秦那样的极端专制主义偶儿也有回潮,但都在短时间造成了巨大灾难,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全国人口减半 ,而且持续时间都不长。


  我觉得中国后世实行的制度在原则上是齐政法,即儒法结合,德刑并用,用儒家来平衡法家的过于集权倾向的制度。这个在稷下学宫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而非秦的独任法家。其观点集中在管子这本书里,中国后世的制度受其影响非常大,非常明显,不但原则一样,连盐铁专营,重农,均富这些细节都一模一样。汉代开始的时候,政治类似于楚国的封君强大,汉武帝以后象齐国。从贾谊和桑弘羊的主张和实践开始,中国的政治基本上都是以管子为指归的。只不过因为秦的统治让法家名声太臭,不便于把这个法的部分公开说出来而已。


  齐也是郡县制和分封制混用的。所以,如果一定要指出后代的制度和战国时期的哪个国家最相似,我觉得是齐。百代都行‘秦’政法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不正确说法。秦起到的作用只是把已经普遍实行郡县制的各国纳入唯一的一个统治体系。


  3:统一的秦朝削弱了匈奴


  战国末年匈奴的势力其实很小,赵国在长平之战后被大大削弱,但李牧依靠赵的部分兵力就能大败匈奴,而且在战国时期的各国混战中,匈奴也没有能够浑水摸鱼,捞到一些好处。


  但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匈奴就已经非常强大了。这个是为什么呢?实际上,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游牧民族并不是很重要。蒙恬北逐匈奴,声势很大,但并没有象李牧那样消灭匈奴的多少有生力量,匈奴领教了中原先进武器和战术的威力,提高了眼界后,带着被一个庞大帝国猛烈进攻所带来的危机感,被迫离开生活条件较好的河套地区,逃往大漠,和其他游牧民族展开了争夺漠北有限资源的生存斗争。


  秦朝时期,长城边境实际上是一个由秦朝军队监管的劳改营。很多汉人由于受不了繁重的劳役和残酷的虐待,只能往就近的匈奴地区逃跑,(往内地跑容易被抓)匈奴因此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以前不知道的知识。这些都让他们在和东胡,月氏,坚昆,丁零这些更原始落后的游牧部落的战斗中居于优势。这些先进的东西匈奴不能够全部吸收,但只要吸收一部分,对付那些极其原始的游牧部落就足够了。


  历史记载显示,当时匈奴那里不但有中国的高级知识人员做参谋,还有不少工匠替匈奴人工作。(主要是冶铁)。显然,匈奴有比其他游牧民族先进的多的武器装备。因为中国的冶铁技术公认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很难想象其他游牧民族也掌握了这项技术。


  同时,秦始皇统一中国让匈奴也有了利用自身实力统一漠北的概念,认识到了统一可以大大扩张自身的权力。


  因为这两个因素,就在秦统一中国的10几年里,匈奴的势力也快速的猛烈增长,以前从来没有统一过,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的漠北,被匈奴所完全控制,控弦数十万,在加上中国当时在秦的暴政和秦末战争中已经筋疲力尽,此消彼长,匈奴一下就成了东亚最强大的势力。到了汉初,中国也不得不对匈奴的嚣张表示忍让了。


  当时的一个习惯,人才对中央政权不信任,(因为第一个中央政权给人留下的印象太糟)。直到汉这个中央政权建立起来,人民还是一遇事,非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对匈奴和南越的发展都有快速促进作用。现在考古资料证明,南越本来在秦末还是一片蛮荒,(以前只是部落)但只过了几十年,文明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南越王墓即为证明。


  南越达到的技术和文明水平,不可能是仅靠赵佗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在这么短时间把文明提升好几个等级。 匈奴对中国人才的利用当然不如本身就是汉人的赵佗, 但吸收一部分可以加强他们本身已经有的军事上的骑射优势。


  所以,秦朝统一天下的10几年是匈奴崛起的关键时期。秦始皇对匈奴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


  4:秦始皇统一文字


  据说中国自古只有一种文字系统,即从甲骨文一脉传下来的汉字,


  第一个问题,秦始皇需要统一文字吗?战国时代各国在个别字型上可能有差别,但在整体上不折不扣的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字。中国是象形文字,从来没有形成过外国那种建立在不同语言基础上的不同的字母文字。


  还有,秦朝有效统治整个中国的时间很短,只有10年左右,而一种文字从确立到被民众广泛接受需要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在古代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民众对传统很固守和信从的情况下。 请问,秦朝的政策能在这么短时间产生这么大效果吗?以至后来的汉朝已经不需要去特意推行同样的政策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大帝国,如罗马,波斯同样需要行政文书的一致性方便统治,却没有形成中国那样成功的统一的文字?(尽管这些帝国有长达几百年时间去推行统一文字)


  我相信周朝时已经有比较统一的文字(商朝只有甲骨文),计量标准和道路尺寸。因为周朝可以说是一个标准化的国家,连各级官员的服装,礼仪,享受都有细致规定。


  车同轨,书同文、这条后世许多人挂在嘴边,据说是秦始皇首创的功绩的话,出自《中庸》右第二十七章,所谓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此《中庸》一书,乃由孔老夫子之孙子思所着,。孔老夫子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就算他的孙儿子思异常长寿,最迟也只可能活到公元前四百二十年左右。那还是战国初期,比秦始皇横扫六合独霸天下早出二百余年。


  可见,在子思的时代,(他明确的说是‘今天下’)各国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在文化,文字,车轨距离,道德目标方面还是有公认标准的,是基本统一的。这应该是继承周代文化和制度的结果。从世界历史上看,发明一种新的文字绝非容易之事,特别是在不依赖于字母的地方,新的种类的文字的出现在整个世界上加起来都是屈指可数的。要说后200年各国突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显然很荒谬。


  还有就是秦始皇的统治只延续了10年左右,要说他的强行规定真的起了那么大作用的确不太可能。文字这东西是长期和广泛的文化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很多学习以前文字的人都还在,反秦之后却没有听说谁主张恢复固有文字的。虽然秦的政策那么不得人心,但恢复文字却根本没有成为各国遗民留意的一个问题。


  中国文字由于自身的特点,导致‘合’远比‘分’要容易的多。字母文字是基于读音的,如果语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种类的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却截然不同,能够超越语音的分别,表达同样的含义,因此,反倒会成为不同语言居民之间交流与联系的纽带。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唯一的文明,周围都是蛮族。而这种优越的文明是和中国的文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拒绝这种文字,就等于自绝于文明,向低等的蛮族文化靠近。而且中国的文字的构成是复杂的,很难发明一种不同的文字,却同样复杂到能够准确表达中国主要经典的微妙意思,比如诗经,周易,尚书等。


  春秋战国时各国会盟,孙武给吴王上书,秦始皇读韩非子的文章,诸子百家游走各国,吕不韦召集各国人士编同一本书,商人四处活动都没有听说需要翻译,也没有发现过有翻译这种专门人员。当时的文字差异应该不会太突出的。起码在当时人看来没有太大的困难互相阅读。因为当时各地人的口音有很大区别,(比如中原人就经常抱怨楚国的语言是鸟语,根本听不懂)如果文字上也有很大区别,那么其互相交流就会很困难,这种困难在历史上会留下明显的印记。


  在我读过的先秦历史资料中,从来没有发现过当时人有‘赵字’,‘赵文’,‘赵书’,或‘齐字’,‘齐文’,‘齐书’这样的类似提法。这说明当时人自己觉得各国文字间的区别还没有到那么显着的程度,以至需要用不同的专门词汇来命名。这样的提法我在看英雄这部电影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感觉十分突兀,而电影里的提法显然是张艺谋为了情节的需要编的,没有历史根据。


  秦始皇“书同文”措施是统一使用秦小篆,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与小篆同样产生于秦统一前的隶书,远比小篆优越的多。隶书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正因为如此,虽然秦始皇规定统一使用小篆,但远比小篆简省易写的隶书却成为风行民间的通用文字……比如1975年发掘的湖北一座民间墓,据考证,墓主死于始皇30年,即(公元前217年),那时“书同文”的政策已实施4年之久,而墓中留存的简上文字却仍旧是隶书。如果云梦这个当时已经被秦国治理了60多年的地方尚且没有被秦始皇的小篆所‘统一’,六国那些只被秦统治10年左右的地方更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效果。


  那么隶书是否如史书所说是秦始皇的狱吏程逸发明的呢?四川省青山川县境内的一个战国墓中发现的两件木犊,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的条文,就是用隶书写的。这距秦始皇统一中国要早近一个世纪。因此,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狱吏程逸才造隶书,也是说不通的。


  在秦朝,中国文字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认为,当时中国主要有两种字体,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尊贵型字体。这种字体主要在政府上层使用,还保持着一些商周时期文字具有神圣性的观念。正如我们在青铜器,结盟文书,碑文铭刻这些比较重要场合的考古证据中发现的那样,他们故意使用比较复杂和古老的字型,就象今天使用印章的做法,来象征政府不同于普通人群的权威。由于政治的分裂,各国的高级文字可能在字型和风格上有较大的区别,就象每个人的印章都希望有个人风格一样,但基本上都应该属于篆体。这种字体的使用范围显然比较狭窄。


  还有一种是被上层人士认为‘低级’的简易通俗型文字, 即早期隶书,它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情况被打破,为了适应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还有方便交流而在民间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字交流和使用的范围更广,更频繁,在各国之间,隶书的区别应该并不大。


  秦大力强调和宣传的是他们用自己发明的小篆,统一和消灭了各国的‘高级’文字。在当时,这是政治统一的非常重要的象征。在古代史家心目中记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看重的也应该是这种政治象征作用,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种统一不同种类文字,以深谋远虑的加强内部交流,防止文化分裂的想法。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觉得有这种需要。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强加的。


  秦的小篆的使用范围,以考古资料来看,同样是非常狭窄的。主要是在那些最重要的政府公文和最高级的场合(如碑刻)中使用。甚至在秦朝政府里,那些级别不高的中下层官吏也是用隶书来工作的。 不仅是因为小篆不方便,会降低行政效率,而且我想,如果有人级别不够而使用小篆,在当时的观念中实际上就是冒犯了上级的特权,甚至有可能被治罪。


  同时,秦也有模仿周朝的动机。秦和周一样,是从陕西出发征服天下的,虽然很多具体政策和周代不同,但让人象征性的把秦和周联想在一起,对加强秦的合法性是有好处的。所以秦才大力宣传自己和周一样,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策,所以李斯才以西周的文字为模板,创造小篆。由于看重的只是象征作用,所以在实际的行动中,推行文字统一的措施并不彻底。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字数有7000-8000个,而秦朝政府规定的小篆字数只有3300个,里面还包括复字,显然是不够用的。其他的诸如统一车轨,度量衡这些措施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其象征作用远大于实际效果,在历史上发挥了多大影响值得探讨。


  为了政治需要统一官方文字是自然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没有秦始皇的这个政策中国就会象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形成多种文字。秦朝统一时期,由于不信任,在六国新设郡县当官的都是来自秦国的人,六国人当官的几乎没有,所以,秦始皇主要在政府推行的政策对那些地方知识阶层的影响不会很大。


  秦汉以后,各国贵族不是被消灭,就是降为平民。他们自己就自然的觉得,没有资格再继续使用过去那种‘高级’文字,(那象征着造反)同时也缺乏使用那种文字的场合。所以也没有人呼吁恢复本国文字。汉朝初期的皇族和功臣中间,绝大部分都出身于下层人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以他们对小篆这种复杂的字体很难有耐心,加上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这些都有利于隶书的自由发展。这就是汉朝中国文字产生‘隶变’,隶书成为唯一的广泛通行文字的原因。


  如果现在中国政府公文只用隶书,不用楷书,草书,行书,就算是统一了文字吗?楷书,草书,行书,隶书难道是不同文字间的区别吗?由此可见,说秦始皇统一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是极不准确的提法。中国的文字本来就一直是统一的,区别的只是在个别时候个别字有不同的字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字体风格而已。中国文字在历史上发生的只有同一文字的演变过程,从来没有分裂和统一的过程。


  5。秦朝和隋朝为什么同样很快灭亡?


  读历史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秦朝和隋朝历史的相似性:都是长期分裂后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其开国皇帝都残暴和好战,都异乎寻常的喜欢滥用民力,王朝的延续时间都很短。为什么有这样的相似性,大家却仅仅归咎于统治者经验的缺乏和性格的缺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王朝面对问题时的类似解决思路应该加以考虑。


  最近看了一个资料是关于秦朝法令的考古资料(之所以不说法律,是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即睡虎地秦简。里面明确谈到关于服劳役者没有按时到达的处罚。秦的《徭律》规定:“失期三日到五日,;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按情节的轻重罚一个盾牌和盔甲,并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死刑。何以历史的记载和考古资料如此不吻合?


  有没有可能,秦朝的残酷法令是后来的汉朝为了宣传自己而故意给秦朝造的谣言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的确发生过不少。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在秦朝,短短的10年左右,从事了大量惊人的工程。包括军事运输,道路,宫殿,陵墓,长城等等,很多人被作为囚犯无偿的服这些劳役。如果按照秦朝纸面上温和的法令,他们根本找不到足够多犯罪的人作为长期囚犯,这说明法令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政府自己给破坏了。


  虽然陈胜本人的地位和信誉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他很容易的就让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相信了他的话,而径直去从事造反这样杀头的重罪,除非大家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了实际情况,否则难以解释。


  而且我们注意到,整个起义的过程发展的异常迅猛,秦朝的法令已经严苛到了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程度,不是只有陈胜所部这样认为,整个关东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可以从秦朝法令的性质上来解释,法家对法令的原则是:只要有利皇帝和统治阶层对下面控制的法令就是好法令。从法令的公平性上来说,商鞅时代的法家还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是也漏掉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最高统治者自己),但到了秦始皇时期,法家的法令已经越来越对上层有利,同样的罪行,等级越高,惩罚越轻。而且权谋之术最受重视,只要能够掌握和巩固权力,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破坏法令的公平性更是不在话下。


  所以,中国名义上的法律只是皇帝和统治阶级单方面政令的固定化,和欧洲政府与人民之间签订的契约法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可以任意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法令,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修改法令,乃至破坏法令。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考察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如果以纸面上的文字为准,绝对会误导人。


  所以,我认为大的多的可能是,秦朝的法令被秦始皇的政府故意破坏和扭曲了,他们故意的要超越法令去杀害和伤害六国的民众。绝大多数民众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法令是怎么规定的。


  秦朝的政策有这么一个出发点,即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征服者,而不是统治者。因为他们某种程度把自己看作是和中原文明不同的蛮族国家,而这一点已经被其他中原国家所公认。军队的成员都是秦国人,这是明显不信任的表现,六国的人则负责缴纳苛捐杂税和服繁重的劳役,并且因为一些小事被判做奴隶和囚犯。


  这是一个系统的政策,秦始皇的意图是,首先,让六国的人在劳役中多死点,多伤点,起码也累的没力气反抗,也没空去想反抗的问题。六国的人死的越多,伤的越多,秦朝本身就越安全。


  把他们全部控制在军事化管理的劳役和囚犯队伍中也是安全措施之一。


  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发动对外战争,面对同样的敌人有助于培养内部的命运共同感。同时,镇压六国的人也更加方便,即使他们只有很小的不满迹象被发现,也可以用战争非常时期,或者勾结外敌作为加重刑罚的借口。


  这样,一箭三雕,有反叛嫌疑的人被拖疲,拖垮,拖死了,对帝国和皇帝有用的大量工程也建立起来了,外患也被削弱,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意图当然不会明确说出来,但秦朝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李斯对二世说的这段话: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资治通鉴秦纪三)说明秦的确有类似的思路,即通过专制政策让需要被控制的人成天忙着应付各种不测灾难,从而没有机会去考虑反叛。


  秦始皇实行的政策已经让人很难忍受了。但人民终究还一点希望可以安慰自己活下去,那就是秦始皇的继承人改变他的政策。但是二世即位后还是继承他父亲的政策,而且二世还很年轻,这样人民就只能绝望了。


  隋朝也有类似的情况,隋朝同样是长期分裂后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对新占领土地上的人也同样不信任。他们同样从事大量的工程和对外战争。而这些政策实际从隋文帝时期已经开始。不同的是,他们让新土地上的人参军。在征伐高丽的行动中,我们一次就看到了一支超过110万的大军,其数量多的有点过分,而对手只是高丽这样的小国。显然这会对后勤运输和物资供应造成沉重的负担,而这些负担会转嫁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和高丽临近的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人民身上。这个地区是前北齐的根据地,一向对来自关陇地区的北周,隋,唐政权抱有敌意。实际上,一直到藩镇时期,这里的藩镇都是最顽强,最难对付的。


  隋朝的王薄(也是河北人)和秦朝的陈胜一样,意识到了当时政府故意让他们去送死的意图。所以他写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发动起义。


  出征高丽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指挥和战略却给人很草率的感觉。一旦遇到挫折,缺乏应变措施。最后被打的大败而归,据说只有几千人逃了回来。对于一个强大的,正在蒸蒸日上的王朝来说,这样的惨败实在有点出乎意料。我觉得,隋炀帝可能对胜负不是很放在心上,胜了固然好,败了消耗的主要也是那些新征服地区招募的士兵,而这些地区年轻力壮的人被认为是对新政权有威胁的。总的来说隋朝怎么样都不吃亏。


  所以,秦朝和隋朝都是被认为自己被故意残酷虐待的民众所推翻的。在国内外还有类似例子。前秦的苻坚刚刚统一北方,就不顾自己最信任的王猛和苻融的劝告,坚持要带着一只庞大的足以‘投鞭断流’的军队去攻打东晋,其目的应该也是为了消灭内部的不安定因素,让五胡中氐族以外的士兵去和东晋的汉族人拼个你死我活。不过这次刚一接触,还没有互相消耗,这些异族士兵就反叛了。


  波斯帝国建立起来后,执着的派遣一支当时看来数量惊人的军队不断入侵希腊。其中大部分都是异族的军士。战国时代的日本统一以后,丰臣秀吉两次派大军入侵朝鲜。他认为无论胜败,消耗其他大名供应的军队(如果不打外战,其总数可能超过了秀吉亲自控制的军队)对他是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隋朝,波斯,秀吉的对外战争都不止一次针对同一目标,而且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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