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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对秦始皇抱有同情心理!

更新时间:2011-03-04 12:40 互动:大秦王朝 点击次数:

  毛泽东曾告诫郭沫若,不要对秦始皇妄加批评。毛泽东亦以领导者的胸襟对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尝对人说:“我以前对刘邦的迁天下豪族巨室于关中这一政策很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朱元璋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个中缘由,只有他们作为过来人才知道,他们没明说,作为一介布衣,我们也不易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如此说呢?秦灭六国,天下刚一统,虽收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熔铸在一起,那些六国之后,包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光复,想着复辟。陈胜起事,他们用项燕作号召,因为项燕为将数有功,爱士卒,对于他的自杀,楚人很可怜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击,张良一锥,险些把始皇帝送上西天。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国,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说,始皇帝是防患于未然而过了头,推行严刑峻法,最终激起民变。而帝国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处,却是激起陈胜吴广起义的首因。


  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六国时百姓义务戍边三天的政策。战国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戍边自然不算是苦事,往返时间也短,随身所带的粮食不必太多。但陈胜他们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戍边,虽也是三天,却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路,所带的粮食往往不够吃(《汉书·食货志》:“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当斩,至而一夫发难众庙隳坏,全部玩完。


  西汉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宽缓,但依然实行的是法制,再宽缓也是法。建国之后,“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而有萧何九章律。刘邦在稳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从刘邦对蒯彻、丁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蒯彻即蒯通,是秦汉之际着名的辩士,继武涉之后于公元前203年策反韩信独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韩信谋反被诛前,叹息说,悔不该当初不听蒯彻之言。吕后把韩信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征陈豨回来的刘邦。刘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缉拿归案。蒯彻在回答刘邦的质询时,竟然毫不隐晦真相,承认确有其实,然后还叹息说,韩信这竖子不听我的话,以至身败名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一听大怒,要把他扔进开水里煮了。


  蒯彻大呼其冤。刘邦质问:“你教唆韩信造反,有何冤可言?”蒯彻说:“秦政失鹿,天下人群起而追逐,本事高、手脚麻利者先得到。盗跖养的狗也对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义,而是狗固吠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当时天下英雄锐精持锋,想当皇帝的太多了,只是力所不能罢了,陛下又怎么能杀得尽呢?” 刘邦想想,有道理,于是放了他,蒯彻算是不负辩士盛名。


 


  丁公就没这么好运气了。丁公名固,秦末薛人,是着名游侠季布的舅舅。按说丁公对刘邦是有大恩的。楚汉相争时,刘邦出奇轻易地占领了楚都鼓城,却又神奇地被回军来援的项羽击败。在刘邦溃逃的过程中在后面死命追赶的就有丁固,因此上演了一出刘邦的残忍戏。刘邦本想借逃亡之机,顺便过老家沛县把妻儿老小都带上,但一打听,他们得知刘邦战败,先溜了。刘邦只得自顾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真是意外之喜,于是父子三人团结一致地逃跑。然而丁固的轻骑着实快,眼看就要被赶上了,刘邦残忍地两次把一对儿女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得快些,两孩儿却两次被给刘邦当司机的夏侯婴救起,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追兵实在逼得紧,刘邦不得已,只好下车短兵相见。


  斗勇刘邦肯定不行,形势渐渐敌不过丁固。也是刘邦,一边打一边还会想阴谋诡计,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汉,为什么一定要互相厮杀而分出胜负呢?”丁固按现在话说肯定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此话,认为刘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刘邦一马,这才让刘邦捡了一条命回来日后坐龙椅。刘邦称帝后,丁固来见。刘邦在军营中当众宣布丁固为臣不忠,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杀了。刘邦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丁固的反覆。司马光对此有很长一段评论 ,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汉家天下四百年,全赖此举。


  到了武帝时,却是把法家的性格暴露无遗。武帝好法制,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员承袭此风格,治下多残暴,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着法再做一遍。《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后者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才能,不像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苛,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平反,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


 


  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宣帝太子刘奭“柔仁好儒”,提起他的老师,却比刘奭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的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


  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拱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如果是贤材,财富多了,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如果是蠢材,财富多了,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 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奭的志趣便可想而知,自然对宣帝的“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也有些微议了,再加上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不谨而见杀。因此借侍燕之机,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宣帝的这一番话,我们深可佩服疏氏父子的识见之高了。《周易》说“知几其神乎”,知道做事情的火候,那是神仙的本事。宣帝于“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士依然不感冒。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宗,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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