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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唯才是举”政策的恶果到底有哪些?

更新时间:2011-02-16 14:00 互动:大秦王朝 点击次数:

  一个国家管理层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因此,管理层的各级官员如何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管理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最高领导人,二是各级管理层。中国历史上,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曾经有过制度化的尝试,但不算成功。然而,中国古代对于最高领导以下的各级管理人员的形成,很早就开始了制度化。经过一次次的反复,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行之有效的一套官员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秦国对于官员的选拔,或者说秦国的人才观念,对于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周朝是封建制度,周天子是最高领导人,但周天子的权利只能到达诸侯国层面,诸侯国内部事务,大都由诸侯自行管理,没有特殊情况,周天子也不能干预。周天子的朝廷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军队,诸侯国也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军队。诸侯国的官员由诸侯自己任命,周天子并不能干涉。现在有人说联邦、邦联之类的政体,实质上与周朝对诸侯国的间接管理意思差不多。2000多年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一句话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有人说,欧洲的这一传统是限制王权、导致民主出现的基础。先不论这一观点的对错,我们至少可以说,比欧洲早2000多年的周朝,就是这样的制度。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一个个崛起的大国,都是打破这种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结果。应该说,中国人做这件事情,从秦始皇算起,比欧洲早太多了。因此,近代很多欧洲国家在完成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都羡慕中国,并且虚心地向中国学习。差别在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农业社会,欧洲近代的社会基础是工商社会。两者碰撞后,中国在财富实力上输给了对方。


  周朝的官员制度是由政府开办的学校培养人才,然后被政府录用。但是,由于社会财富有限和观念上的局限,教育不能普及。因此,周朝学校教育的对象都是贵族。也就是说,周朝的贵族子弟有权享受教育,并有当官的机会。欧洲的封建制度直到启蒙运动之前,一直是这样的教育和人才选拔方式,平民没有受教育和当官的机会。平民享受教育机会,中国从孔子开始。但是,从受教育的平民中选拔官员,则在孔子以后才比较普遍地出现。这也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因为超前时代而常常不得志的原因。


  从平民中选拔人才当官,实行最为彻底的就是战国时期的秦国。秦国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自己缺乏教育基础,但是,秦国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而周朝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制度又不能用,因此,当东方诸国都开始按孔子的民间教育模式培养人才的时候,秦国的人才方针就是招纳天下人才,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出身如何,秦国都表现欢迎,并加以重用。这在当时的秦国叫做“客卿”。我们可以列出秦国客卿长长的名单: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甘茂、魏冉、杜仓、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其他如荀卿、韩非等也可以算入其列。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国家像秦国这样几乎来者不拒地招纳各种人才。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秦国不会强大。


  当时各国人才的纷纷涌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朝的官办学校衰落后,民间教育大行其道。孔子是其中翘楚,很多人都模仿孔子的方式,招收学生推广教育。只不过由于个人的学问主张不同,教出的学生质量也不尽相同。比方说,传说中的鬼谷子就教出了几个着名的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成为纵横家和兵家的代表人物。这种民间教育的方式,使得很多平民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周朝封建制度下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传统,孔子说:有教无类,是也。而这些平民学生为了通过教育而获得前程,读书的刻苦程度远超于贵族子弟,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故事,虽然发生的时代并不都在战国时期,但是,它所反映的读书刻苦精神,却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


  既然有教育,就会有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问题。古希腊有一群诡辩家,发展出几个着名的悖论,如“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之类,这些诡辩家产生的原因就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需要辩论,辩论术便成为诡辩家教学的内容。他们并不在乎辩论内容的真伪、合理性,或与现实的关系,只在乎在辩论技巧上战胜对方。这种传统迄今为止在西方的教育和社会政治实践中依然大行其道,例如在中小学就有辩论队,辩论队成员前途要比别人好。这个事实说明,为了社会的现实目的,教育的功利性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在战国时期,充满功利色彩的学问和教育也很普遍。相比之下,孔子的儒家教育,功利色彩较淡,而法家、兵家、纵横家之类,功利色彩很重。因此,在社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孔子的学生长期没有被要求现实利益立竿见影的政治人物广泛接受,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功利色彩浓厚的教育内容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对自己学以致用的要求,也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学习的目的为了做官发财,变成学习投资的回报。这个特点在苏秦身上很明显。其实,那个年代很多读书人(并非全是儒家学生)在读书学习的内容上,以至于学成之后的应用上,都充满了一飞冲天的渴望。在这个问题上,秦国毕竟与东方国家不同。前面的文章说过,秦国自身的文化比较落后,封建制度又破除得更加彻底,因此,秦国对于来自平民的人才,没有多少限制。上文提到的秦国客卿,都是平民出身,并且官拜高位。相比之下,这一问题在东方各国却有不同的体现。


  战国有着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他们也一样招纳各种人才,所谓门客、食客,都是他们眼中的人才,养士千人,规模不可谓不小。与秦国相同的是,他们招纳的人才,也注重现实功利,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就是体现。与秦国不同的是,优秀人才在秦国,可以直接做高官,因为秦国的封建贵族世袭等级制度已经被废;而在四公子手下的人才,永远不可能超过四公子本人,因为,四公子都是贵族,这也是东方各国改革不彻底的结果。


  “唯才是举”的提法出自汉朝灭亡时期的曹操,但是,“唯才是举”的行为,最早就是秦国的人才原则。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广泛平等的平民化社会里,官员的选拔只有一个标准:才能。出生不限、国家不限。秦国在实施这个人才原则的时候,比东方六国要彻底得多,以至于当时天下的人才,大多都以投奔秦国为目标。很多出自平民的读书人,之所以选择秦国而放弃母国,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封建制度的秦国,他们会更有前途,李斯就是一例。当秦国发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是来自东方国家的间谍时,有人建议把所有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历数客卿对秦国的贡献,最终没有使这个驱逐政策实施。由此也可见秦国国君长期以来的人才政策,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倒退。


  但是,“唯才是举”也有危害。在社会竞争激烈的年代,国家所需要的才能,个人在与他人竞争中能够胜出的才能,容易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一些具有长远性的政策被忽略。而且,只重才能,不重道德,使得秦国招纳的人才很多都太注重个人利益。他们发挥自己的卓越才华,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自私自利、个人利益为重的道德原则,反过来也伤害了秦国。当国君英明时,还可以制约他们,当国君昏庸或鞭长莫及时,后果极其严重。秦国的客卿很多结局都很悲惨,不能不说是他们缺乏道德、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而秦朝的迅速灭亡,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着必然关系。


  总而言之,从贵族教育到平民教育,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很早就做到了。从官员世袭到平民选拔,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秦国到秦朝,只完成了阶段性的进步,在选拔标准上,因为太简单化而存在严重缺陷,甚至是危害。秦国“唯才是举”政策的恶果,在吕不韦和李斯两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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